而在社会法治国时代，人口居住的都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取用生活之资的能力在压缩、与此同时对社会的依赖性则在增加。

我国信息隐私主体的现有法律定位模糊。需要注意的是，该章其他条文大多使用的是个人这种表述。

王融、余春芳：2018年数据保护政策年度观察：趋势展望，《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04期。对此欧盟和美国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大数据隐私的身份悖谬在第4条两项规定的对照中显得非常清晰。首先，仍然通过消费者身份保护信息隐私。（二）信息隐私身份的法律实效性分析 我国现有各类信息隐私身份的法律实效性存在明显差异。

个人信息与客观数据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信息隐私的保护也更加困难。消费者身份也一直是美国联邦层面统一隐私保护立法规划依赖的法律身份。[9] 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但鉴于行政纠纷可诉性与受案范围的一体两面关系，既有针对后者的大量研究仍在事实上深化了我们对前者的认识。根据对受案范围（行政纠纷可诉性）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否仅为列举性规定，混合式又分为形式混合式与实质混合式。该法第3条第2款指出：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因此，司法权对行政权之监督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都必须为行政主体保留出一部分司法审查豁免的领地，[17]即排除行政纠纷可诉性的领地。

理由在于不能期待相对人比行政主体更能识别行为的真正性质。进入专题： 行政纠纷可诉性 影响因素 判定标准 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 。

除了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并增加其实施主体的说明外，新法第2条基本上延续旧法第2条的概括性规定。尽管依法行政与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共同赋予行政纠纷可诉性以正当理由，但后者并非没有限制，而是受宪法对监督行政权之权力的配置、司法权化解纠纷的能力等影响因素所制约。刘善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与实践探究》，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第54页。[21] 也有学者称之为抽象概括+具体排除模式。

（2）属行政事实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因其不具有强制性，故对权利义务无实际影响。又如信访处理行为，其涵盖的登记、受理属行政事实行为、交办、转送属内部行政行为，而信访答复、复查、复核意见则与重复处理行为存在交叉——同属外部行政行为，但答复、复查、复核意见均可能对相对人产生新影响。为防止传统自由权保障的空洞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实质平等，社会权应运而生。[81]同时，伴随主观公权利扩张与反射利益收缩，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延伸。

综上，形式混合式实则仍属列举式的范畴。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意味着法律的目的不能实现，即客观法秩序受到破坏，也就意味着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四）微观层面之二：行政的公益性、效率性与专业性 1.行政的公益性 作为国家作用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行政旨在处理公共事务、形成社会生活，进而实现国家目的。在此过程中，权利、法律上利益之扩张与反射利益之收缩乃同步进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之版图发生位移、界限趋于模糊。

[73]这在行政诉讼类型单一、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集中表现为对由内部行政行为、私法契约、行政事实行为等非行政处分组成的复合型行政过程予以整体把握，允许就其提起撤销诉讼。[6]日本也有类似的制度体现。以为民谋利之名而行专制之实。[7]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页。二是具有某些特别性质的私益，例如私人的生命及健康利益，国家负有排除危险的义务，而国家保障私人的生命、财产及健康，本身就是公益的需求。[24]而在此限度以外，即便人民的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相应的行政纠纷也不具有可诉性。

[59]相应地，国家承载的公共服务内容也在扩张：除了制约权力性行政外，还需积极运用非权力性行政（非高权行政）兑现人民的诉求。[43] 对于作为客观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而言，并不需要讨论提起诉讼的事由为何种利益，以及分析某种利益是否处于受侵害的状态。

作为行政法学方法论之一，行政过程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是在反思传统行政行为形式论之不足、借鉴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德国双阶理论之基础上形成的新观点。因此，行政性既排除立法、司法机关实施的与行政职能无关之行为，又排除行政机关作出的含高度政治性之行为。

旧法第2条属于概括性规定，据此，只要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便有权依该法提起行政诉讼。我国现阶段的行政诉讼基本上仍属主观诉讼的范畴，虽然新法为客观诉讼留下制度空间，但目前仅含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一例。

作者简介：梁君瑜，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例如国库行为、经营行为和行政私法行为。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受以上特征所限，行政行为概念被置于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被理解，从而也就奠定了德国法上有关此概念的狭义立场。

[79]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趋势推动下，历来被当作反射利益的利益，根据具体案件，在实体法的解释上试图将其作为法律保护的利益[80]之做法不再鲜见。[37]据此，由于旧法第11条第1款将被侵犯的合法权益限定为人身权、财产权，这导致旧法第2条的概括性规定在实际上被限缩乃至架空。

由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列举式因无法满足权利保障的需求，逐渐退居二线。[80] 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尽管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当代法治发达国家多允许相对人在行政处分作出前陈述其意见，但意见仅供行政机关斟酌，决定权仍在后者手中，因而也就区别于以双方意志一致为前提的行政契约。表1  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权 （二）中观层面：司法权化解纠纷的能力 具有行政纠纷可诉性仅表明某项纠纷可寻求司法途径的最终解决，而非强调司法途径对任何纠纷皆有最佳解决效果。

[8] 以上各国行政诉讼的理论与立法例表明，某些纠纷因超出司法权的处理能力范围，不宜赋予其行政纠纷可诉性。个人在生存空间与生活之资的保障方面，正沿着自力负责→社会团体负责→国家负责的方向嬗变。[32] 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75]正在实施的《行诉法解释》延续了前述2000年司法解释的做法，将实际影响与利害关系分别规定在受案范围与原告适格的相关条文里。

对行政审判权而言，其不仅应肩负起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使命，同时也应承担起实现公共利益、维持客观法秩序的职责。由于前7项内容在直观上并不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范畴，故第8项的人身权、财产权是否对前7项纠纷的可诉性构成限制也就成为疑问。

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9年第6期。[34] 参见杨小君：《正确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第49页。

如此一来，逻辑上便不存在第12项限制前11项之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疑惑。[46]后经德国引入，由奥托·迈耶提出二战前德国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的权威性定义。